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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經貿摩擦以來,中國經濟發展態勢究竟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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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人大重陽  2019-09-03

  近日,國務院批復同意新設6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國際經貿競合再迎“中國方案”。同時,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也強調要推動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的形成。面對中美經貿摩擦的不斷加劇,以及全球經濟下行壓力的持續增大,我國經濟發展卻顯示出逆風飛翔的強勁態勢。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教授深入解讀“中國經濟的下一步”。 

走進百姓和基層社會感受中國經濟 

  目前,中國結構分化大調整的過程中用局部樣本來說明宏觀現象存在巨大的風險,這個巨大的風險可能會導致對中國宏觀經濟認識的巨大分化——很多海外機構看我們的宏觀數據覺得還不錯,而有些人卻盯著東北經濟投資下滑得出中國經濟惡化的結論。那么對經濟好壞的判斷標準到底是什么?我們的角度應該是什么? 

  我們的預期波動較為劇烈。去年年底的宏觀經濟預期較悲觀,都在討論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問題——首先是舉國上下都在擔心大型高新技術企業在中美貿易摩擦中會受到重創,擔心中興、華為以及列入實體名單的企業可能會受到嚴重打擊。其次,大家在討論全球經濟放緩、出口放緩的同時,認為為出口貢獻60%的中小企業可能會哀鴻遍野,大量的中小企業可能會倒閉,民工返鄉潮又會出現,春節期間我國的調查失業率是5.3%,同比上揚0.2個百分點,全國上下都認為就業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政府也將“穩就業”放在六穩之首。最后,我們擔憂債務率過高,尤其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率過高,很多地方投融資平臺可能會出問題,地方的城投債也可能出現大面積的違約。 

  今年二季度的數據出來以及社會運轉的實際情況證明了這些擔憂存在著的因素。一是華為還在運行,黑名單上的一些企業在歐洲和其他板塊的支持下日子沒有大家想象的那樣艱難。二是中小企業一天新增接近2萬個,今年上半年城鎮新增就業737萬,新增的經濟實體350萬個,調查失業率到二季度只有5.1%。三是就業很穩,老百姓的收入增長也很穩,上半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名義增速8.8%,實際收入增速6.5%,還略高于GDP增速。所以,收入穩、就業穩,主要的企業也沒有大的變化,與去年底今年初的預期有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人們滿意程度往往與預期差有關,現在發現去年到現在的預期差充分表明了中國經濟是強大的,是具有彈性和韌性的。 

  最近華爾街發了幾篇文說中國的債務達到了300%多。這樣的言論嚴重不靠譜,中國是有隱性債務,特別是地方算的政府隱性債務比實際公布的可能要多,即使加上這些債務,中國總債務率也遠低于300%。所以,不要跟著國外政治家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走,跟著走就麻煩了。我們搞宏觀經濟的,一定要看大勢。回顧一下,我們經歷了增速的換擋期,三年攻堅期還沒有過,所以增長速度出現這種階梯式的一些變化是正常的。另外,關于風險的暴露,今年暴露的是這個窟窿,明年暴露的是那個窟窿,關鍵要看這個窟窿是越變越大還是越來越小,窟窿補上是好事,補不上、同時越來越大就是壞事。這幾年的金融整頓和風險暴露不是一個窟窿補不上、變大的過程,而是有序地由表及里、逐步觸及實質問題的解決過程,國家2014年到現在進行了全面整頓,很多地方基本上把這當成一個很重要的約束條件,行為模式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另外,從股票市場、債權市場到銀行,由表及里,已經將深層次的問題全面暴露出來,金融風險暴露是有序的,是按照一定的步調進行的。如果不認識到這個趨勢、簡單鼓噪就很麻煩。 

  就結構和動能的轉換期而言,我們在新動能的布局上已經有十年了,從2010年戰略性新興產業到現在基本上整整十年,經過十年的確到了一個調整期,同時每年高達30%的高增長速度也必然有一些回落。但是,大家一定要看到獨角獸企業、高新企業的孵化以及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創新活力,其實有很多東西是震撼人心的。前段時間我們實地調研發現,現在很多企業提速非常快,現代化的生產體系在逐漸實現,特別是在長三角、珠三角以及京津冀這些區域。當然,現在新經濟也發生了一些分化,2.5萬個園區,只有百分之十幾是國家級和省一級,80%的園區分布在三四線城市,有相當一部分是有問題的。但是,任何一次偉大的勝利都會有成本,不能因為存在創新的成本和轉型的代價就否定創新的偉大和轉型的成就。目前,即使在經受中美貿易沖突、全球經濟長期停滯以及2008年到現在十多年內部的攻堅戰三重的洗禮,中國的就業、老百姓的生活能保持如此運作狀態充分證明了中國經濟的巨大彈性和韌性。判斷中國經濟一定要走近老百姓和走進基層,用他們的實際情況來感受中國經濟。 

  那么問題有沒有?非常多。除了一些大的問題,我們所接觸的還有一些很細節性的問題,表現得更為突出。比如現在國家在推供應鏈金融,在有些地區甚至出現了好心辦壞事的現象——有的大企業能力很強,賒賬要求的商票的利率可能比融資利率還要高,這就會產生很多的問題,不過這些問題并不能掩蓋當前改革調整的成績。我們一定要在看到新問題的同時看到新現象和好的方面,特別是面對中美貿易摩擦的時候,我們一定要看到祖國繁榮昌盛的方面,要客觀公正地判斷中國經濟。

穩預期提信心推動中小微企業發展

  中小微企業經過近年快速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總量、稅收、就業乃至創新中的主力。但是,伴隨粗放式發展,我國中小微企業存在眾多問題。這些問題包括企業數量過多,過度擁擠、盈利能力差、議價能力差、平均創新度不高、附加值低、管理不規范,導致我國小企業平均壽命較短。我們建議在堅持扶持政策的同時,要設置適當的門檻標準,并且通過平臺建設努力提升服務,提高中小微企業內生能力。 

中小微企業發展的重要性與主要成績

  當前世界經濟又來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國經濟的攻堅克難也到了一個新階段。在此背景下,小微企業的重要性越發凸顯。穩增長、穩就業的核心就在于穩定小微企業。同時,我國新動能的轉換,不僅體現在大型企業的轉型升級,更重要的是讓貢獻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稅收的中小企業升級換代,體現在中小企業的技術、管理模式、企業家精神更新上。

  2018年底民營企業座談會結束后,政府對小微企業的支持又上升到一個新臺階。這些支持政策的效果如何,今后是否需要采取一些新舉措? 

  首先需要我們對中小微企業的發展現狀有一個總體的畫像。

  目前對于中小微企業的劃分標準不同國家不一樣,不同發展階段也不一樣。對比我國和世界銀行對中小微企業劃分的標準,我國定義的中型、小型和微型企業規模比世界銀行的標準高近兩倍。按照我國標準,目前中小微企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活動的主力軍。截至2018年末,全國中小企業超過3900萬戶,微型企業超過7000萬戶,其中微型企業包含了個體戶和農村合作社。也就是說,全國的市場主體到2018年已經達到1.1億戶,數量巨大。中小微企業占全部市場主體的比重達到了99.6%,產出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80%的就業崗位。中央反復強調小微活,就業穩,經濟就活,很重要的一個佐證在這些數據里面。 同時,中小微企業完成了65%的發明專利和80%以上的新產品研發。他們在新動能的培育中起到最為微觀基礎性的作用。中小微企業發展取得這些成績與這些年政府的政策扶植有密切關系,特別是2014年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類似的扶植措施也可以在去年出臺的一系列針對民營企業發展的政策上窺見一些端倪,這些政策的落腳點主要在中小微企業身上。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優惠政策,中小微企業才實現了明顯增長,比如說我國的市場主體同比增速在2013年只有1.7%,但是2014年就達到了25.3%。到2018年同樣達到了18%的速度。中小微企業發展對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了顯著作用。2014年相比2013年,實際GDP增速提升了1.2個百分點。中小微經濟的作用在就業上體現的更明顯。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經濟增速從11.3%的高點降到目前6.4%的中高速,但調查失業率穩定在5%左右,每年新增城鎮水平穩定在1300萬左右這樣一個規模。這背后原因在于每天近1.8萬戶的新企業成長起來,托起了整個就業市場。這兩年里,中國經濟經雖然經受了世界經濟放緩、外部環境惡化以及內部攻堅克難三重壓力,但沒有像有些人預想的那樣塌下來,依然保持了健康活力。它的韌勁和彈性,主要不僅體現在新動能、新經濟上面,同時還體現在中小企業的快速發展上。

中小微企業發展仍然面臨諸多問題

  雖然中小微企業在近年高速成長,對就業、新動能、增長起到了明顯的支撐作用,展現了以“放管服”、“雙創”為主體的一系列政策的良好效果,但其發展過程中依然存在著諸多問題。 

  第一,中小微企業數量過多。從2012至2018年,我國中小微企業的復合增長率達到12.5%,絕對數量超過1億戶。世界銀行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各國中小微企業占企業平均總數91.43%,每千人擁有的中小微企業平均數量為35.75家。而目前我國每千人擁有的中小微企業數量達到76.9家,高出國際水平差不多一倍。我國中小微企業密度也超過了99%,超過世界平均水平8%。中小微企業數量過多,一個原因可能是統計問題。雖然號稱一億小微企業,但估計其中有相當一部分處于僵尸企業狀態。 

  第二,各地都在推進“放管服”改革,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放”無疑是正確的,然而在“放”的同時,一些基本的標準,一些技術標準、環境標準等在局部一些區域也被放開了。這導致企業設立沒有一個真正的信號顯示機制。這也導致了企業數量過多的問題,中小微企業競爭激烈,大部分處于完全競爭狀態,或者超飽和競爭狀態。一些調查數據顯示,有30.85%的小微企業與競爭對手在50米之內,有72.43%的小微企業與競爭對手的距離在1000米之內。低門檻,高競爭導致我國小企業平均壽命只有3年,而美國是8年,日本是12年。 

  第三,發展質量不高。這體現在幾方面:一是,盈利能力不高,應對要素成本上升能力弱。一些大型企業賒購欠款,所欠款的對象多是小微型企業,這反映小微企業議價能力弱。近年一些原材料價格,如能源價格一直在降價,但由于上游企業大部分是議價能力很強的大企業,原材料價格下降的紅利根本沒有傳導到小微企業。二是,平均創新能力比較弱,根據阿里巴巴中小企業商學院2017年的調查,有超過三分之一的企業認為自己的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同時根據中國家庭金融調查2015年數據,90%小微企業無創新活動。不可否認,目前全國一些高技術園區、產業園區孕育了一些科技型小微企業,受到很多VC、PC青睞,獲得大量資金支持,成長也非常快,但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創新能力仍然較弱。三是,產品附加值低。根據產業鏈分布,在附加值高的領域中小微企業比例偏小。四是,管理不規范。調查顯示,很多最終跑路的企業有一些共同特點:沒有堅守主營業務,未能體現企業家精神;企業管理和治理紊亂,基本沒有風險控制能力。五是,中等企業偏少,小微企業發展壯大困難。我國微型企業與小型企業數量比是1.95∶1,而小企業與中型企業數量比為1∶13.75,也就是說13個小企業里面孕育一個中型企業。中國中型企業在企業數量中占比在整個世界范圍內偏弱。大量的小微企業沒有脫穎而出,成長為中型企業。從發展經濟學角度講被稱為“消失的中等企業現象”。 

  第四,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依然存在。近年來,商業銀行在小微企業貸款占比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很多中小微企業認為融資問題仍然困擾著企業發展。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是世界性難題,可能只能緩解,很難徹底解決。 

  第五,政策落實需要加強。政府為小微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許多優惠政策,近期又發布了新一輪優惠政策,特別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很多就是針對中小微企業。但很多小微企業對政策了解不夠,這既與政策宣傳不到位有關系,也與小微企業主基本經營素養有關。 

  第六,企業信息收集困難。小微企業對國家稅收優惠政策了解程度低,對其經營信息收集也很困難。目前一些學術機構曾嘗試對小微企業進行追蹤調查,但一年失聯的企業占到了40%。還有機構調查發現,小微企業死亡率很高,每年有16.7%的小微企業死亡。銀行間信息也難以共享,需要更多數據平臺支撐。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推出一系列扶持政策幫助廣大小微企業快速成長,形成了蓬勃發展之勢,并且取得了穩就業、促轉型的效果。與此同時,諸如企業過度擁擠、發展質量不高、競爭過度、附加值低、管理不規范、壽命較短、信息收集困難、融資難等問題依然存在。 

促進中小微企業健康發展的政策建議 

  隨著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穩定小微經濟成為穩經濟的重要舉措。要使小微經濟在目前的狀況下有穩定的預期和充足的信心,需要在現有的政策上做進一步的拓展支持,全面推動中小微企業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第一,在營商環境還不是足夠好的條件下,政府依然要發揮其建立公平競爭環境主體的作用,解決不公平競爭和過度競爭。 

  第二,在如何扶持中小微企業發展的問題上要統一認識,尋找真正限制其發展的因素。通過對政府和企業的調查發現,政府認為,影響小微企業發展的因素是政府服務不到位,融資難,產業結構不合理,人才匱乏,成本較高等。企業則認為,不是政府服務不到位,而是政策缺乏穩定性,特別是一些有關民營企業的錯誤言論讓民營企業心有余悸。同時競爭激烈、成本高、融資難、人才匱乏等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政府和企業需要首先達成一致。 

  第三,除了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保持法律持續性,還應改善供給側結構。我們在對長三角、珠三角一些地區的調研過程中發現,當地幫助小微企業的一些新做法值得借鑒。其中主要的工作是為小微企業構建相應的支持平臺,包括大數據、金融平臺、創新平臺、幫扶平臺等。由于小微企業數量眾多,如果政府想點對點的對小微企業進行支持,基本上不可能,管理成本巨大。因此平臺化、體系化支持就顯得非常重要。第二是產業集群化,構建中小企業的產業生態。也就是說必須要梳理出大中小微企業生態鏈,使他們的比重相對合理。很多地方以產業集群打造區域的增長極。在這樣一個集群里面,一些小微企業與中型企業、大型企業對接,一種企業生態得到很好的改善。另外,雖然近年在高新和制造業這一塊很多小微企業出現了,但還不夠,在占比中間并沒有很好的提升。對于小企業向高新技術制造業領域進行專門的支持要加大力度。 

  第四,從治理體系、管理體系、企業家精神培育上加大對中小微企業促進、扶持的力度。人們一想到中小微企業首先想到的是技術和資金,而很少考慮如何提升它的內在動力和配置能力。在小企業的孵化、培育過程中,一定要在這上面下功夫。目前很多風險投資之所以對一些小企業進行手把手的扶持,很重要的就是要幫助它們建立良好的股權結構,良好的管理體系和治理體系。只有經過這些過程,現代的小微企業才能夠培育出來,并且健康成長。 

  第五,進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當前的“放管服”改革主要體現在“放”上面,而“服”和“管”不足。“放”是正確的,但是不能放得過度,過大,以至于沒有門檻,仍然需要加大技術標準、環境標準、知識產權等門檻。我們要去掉的門檻是一種行政管控下的不必要的門檻,但是一些技術性的門檻還必須要保留。同時,針對這些門檻所需能力提高進行平臺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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