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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基本問題,深化對城市化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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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來源:國研網  2019-03-06

  文| 吳敬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名譽所長、研究員

  

 

  對于基本問題、對于問題的本質缺乏透徹的理解,沒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夠認可的共識,就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兩年我參加一些論壇,常常說這么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發展的路徑。”對于關心、支持、推動中國改革和發展的人們來說,這三句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問題”。 

    

  因為中國經濟社會處于轉型時期,我們面臨的問題非常多。關于各種問題,都有很熱烈的討論,也有很多成果。但是這些討論往往流于現象層面,就事論事,而對于基本問題、對于問題的本質缺乏透徹的理解,因此沒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夠認可的共識。因為基本問題沒有弄清楚,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以提升城市競爭力來說,它包含的問題非常多,譬如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城市化的資金來源問題、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已經討論十幾年了,但是對于基本問題沒有深入討論,沒有形成共識。 

    

  比如說,對城市的規模問題有很多討論。有的人認為,城市規模應該越大越好;有的人認為,中國的大城市病已經很嚴重了,所以要發展小城鎮。各執一詞,言人人殊。這里牽涉到一個根本問題:城市化的功能到底是什么?對這個問題沒有深入地討論。所以對于城市規模問題,就很難用一套經濟學的共同語言來進行辯駁。 

    

  有些人認為,城市規模和城市競爭力、城市效率是正相關的。他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規模和效率進行相關性回歸,證明了二者是正相關的。但是,就像經濟學研究走過的道路一樣,用回歸來分析問題,發現兩個變量之間是正相關的,并不能證明它們是因果關系。到底誰是因、誰是果,或者還有其他變量才是因,這些都無法用回歸來證明。 

    

  十多年以來,在城市化的功能問題上,人們的看法不斷變動,至今也沒有一個能夠說服大家的解釋。為什么各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緊密聯系?二者之前是什么關系?在21世紀初期,城市熱衷于大投資,出現了一些學者所批評的“造城大躍進”。當時的說法是,城市化是投資的主要來源。但是后來出現了一些消極現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資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搞大城市鋪攤子,等等。 

    

  于是,后來的說法變化了,認為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擴大內需、拉動消費。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一季度城市住房銷售增長了60%以上,從而把經濟增長速度拉上去了。當時就有觀點認為,城市化是拉動需求的重要力量。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論上的說明:農民進城以后像城市人口一樣消費,于是需求增加,商品房的銷售大幅度提高,城市建設投資支撐了經濟增長。 

    

  后來,經濟學家發現這里面有一個概念上的誤區。經濟學所說的能夠支撐增長的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是那種心理上的需求。農民進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樣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問題在于他們的收入有沒有增長、有沒有錢,否則這種心理需求并不能夠轉變成經濟意義上的實際需求。 

    

  到了2013-2014年,流行的觀點又變了:城市化是工業化、現代化的自然結果,不能靠城市化去推動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不能人為推動城市化加速。 

    

  既然城市化對于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功能無解,于是對許多問題就沒有辦法進行深入的討論。在那個時候,我對這個問題也做了一些研究。我發現,中國學者對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國際上經濟學家的主流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學教授格萊澤(Edward Glaeser)寫了一本書——《城市的勝利》,對城市化的功能做了一個很簡明的界定:因為人們在城市里聚集,使得他們能夠進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為創新的發動機。他從歷史開始講起,古希臘時代,學者們在雅典的柏拉圖學園里進行交流,碰撞出很多新思想;文藝復興時代,畫家們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繪畫技術有了很多新發展,使得意大利成為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他一直講到硅谷。這本書給我很大的啟發。 

    

  2010年我們在做“十二五”預研究的時候,邀請了幾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共同研究,包括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Romer)。羅默到北京進行考察,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做了一次關于城市化的學術報告。他說,當人們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間面對面交流,通過思想的碰撞,能夠創造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產生新思想、新技術、新制度。正是因為城市化有這樣的功能,所以城市的規模越大,人們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也就越高。 

    

  對這一點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討論的時候,就講了我們在蘇州的調查。蘇州一直抱怨,好不容易從西部地區引進了一些人才,幾個月以后卻跑到上海去了。蘇州認為,因為上海是大城市,各種文化設施都比蘇州強。其實,那時候蘇州已經規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們調查發現,問題不在規模,而是蘇州閉塞,技術人員在這里待幾年以后技術水平就趕不上時代發展了,而在上海,技術水平可以不斷進步。所以蘇州的主要問題是來者不拒,什么人投資都給安排,專業太多,于是同專業能夠交流對話的人數太少,達不到提高知識水平和技術水平的臨界點。所以,這里的問題是,人的聚集還需要能夠對話。 

    

  羅默對我說,這個意見非常好,除了要發展城市之外,還要加上一條:專業化。 

    

  我后來到廣東去討論這個問題,就說了一個意見。金融行業因為涉及的專業太多,要達到臨界點,城市的規模就要很大。所以可以發現,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規模越大。紐約市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萬人口。但是制造業就不一樣了,它和其他產業之間不需要有那么密切的聯系,所以美國波音商用飛機的生產基地就在西雅圖的小鎮上。原來還有一個產業需要在大城市里,即商業服務業,但是網絡發達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這樣發展就能揚長避短,分享城市化的紅利,避免城市化的缺點和負面效應。 

    

  因此,基本問題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來研究城市規模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說城市規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規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認為,對城市化的基本問題需要討論,這樣,一些具體問題才能夠討論清楚。同樣,中國經濟還有很多基本問題也是如此,需要形成分析框架,來解決這些具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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